後藤新平把台灣人當成奴才，嘲笑台灣人愛錢、愛名、怕死
臺灣社會運動者黃旺成（菊仙）在《臺灣民報》上認為，後藤新平提出了「治台三策」：第一，臺灣人貪財愛錢，可用利益誘惑；其次，臺灣人貪生怕死，得用高壓手段威脅；第三，臺灣人非常愛面子，可用虛名攏絡。[8]後來這種說法衍生為評斷台灣人民性的知名論點，即：「貪財、怕死、愛作官」（又稱「愛錢、怕死、愛面子」）。此論點認為，後藤新平採用了「糖飴與鞭」的兩手策略，一方面以嚴刑峻法對待異議人士，另一方面積極致力於建設臺灣經濟
後藤新平（1857年7月24日－1929年4月13日）為大日本帝國時期的政治家、醫師，陸奧塩釜（今岩手縣奧州市）人，曾任東京市第七屆市長、東京放送局（今日本放送協會）第一任總裁、拓殖大學第三屆校長、臺灣總督府民政長官、南滿鐵道會社首任社長、內務大臣和外務大臣、帝都復興院總裁，1906年封男爵，1922年升為子爵，1928年晉封伯爵。後藤熱衷於童軍活動，也是日本童軍總會的首任會長，是童軍運動推廣者。
1900年，中國革命家孫中山計劃在廣東惠州起事反清，時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贊同孫中山的計畫，於是兒玉總督命時任民政長官的後藤新平協助孫中山起事。後因日本內閣改組，第4次伊藤內閣反對介入中國革命，導致惠州起義失敗。1900年11月10日，孫中山化名「吳仲」，與後藤新平同行乘「橫濱丸」自基隆啟航返回日本。
後藤在以日本殖民政府的角度來看是極為稱職的技術官僚，在臺灣民政長官（1898年－1906年）任內，因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軍務繁忙，後藤實際掌握臺灣政治，後出任南滿鐵道會社首任社長，日本在日俄戰爭後奪取原為俄國佔有的中國東北利益下，他建議仿效英國在印度的殖民方式，接連在長春、大連等地行基礎交通建設，奠定了日本在滿洲的殖民基礎，並在關東大地震後出任帝都復興院總裁，重建了帝都東京。
接任民政長官之後，後藤秉持「生物學原則」，開始大規模地進行的調查與建設。後藤曾說：「殖民地行政計畫，在目前科學進步之下，必須根據生物學的原則，也就是要發展農業、工業、衛生、教育、交通、警察。如果以上各項能夠完成，我們就可以在生存競爭中獲得保全及勝利。」
後藤新平在臺灣總督府民政長官任內，進行土地調查、戶口普查及風俗習慣調查，推展生物學的殖民政策，促進科學、農業、工業、衛生、教育、交通與治安警察等發展，並收編抗日份子，攏絡臺灣的門閥士紳，奠定日本在台灣往後的統治基礎。
台灣舊習慣調查[編輯]
舊慣調查為臺灣的文化、風俗、民情和律法留下重要的紀錄；而土地及戶口調查的全面與精確，不但成為日本殖民統治與建設的重要基礎，其影響甚至延續到戰後國民政府在臺的施政。
1898年，後藤新平設立臨時台灣土地調查局，自己擔任局長。後藤新平對手下再三交代，進行土地測量時要尊重當地人的感情，要尊重他們的祖墳。1904年，土地調查告一段落，台灣總督府並以公債向大租戶強換農田，使得殖民政府成為台灣最大地主，增加後來稻米、蔗糖的輸日，其規模經濟更讓小租戶與佃農無法與殖民政府競爭而達到經濟控制的手段。經過這番土地調查，發現許多隱田，結果實際農田是以往的1.7倍，這些隱田主要是清政府於台灣採取藩漢分治所形成的結果。
1904年，日本基督徒竹越與三郎（1865－1950）目睹後藤新平的詳細土地調查，感嘆說：「與這個相比，日本在明治七年實施的地租改革簡直是兒戲！」
後藤新平決定在各個城市建設排水設施和進行都市計畫，1896年8月，經後藤邀請，英國人威廉·K·巴爾頓（William Kinnimand Bunton）赴台，對台灣排水系統進行調研，1897年4月，台灣各地開始進行市政改造工程。1898年台灣總督府內設立台北市區改正委員會，都市計畫方案的起草也隨即開始，1905年方案通過。後藤新平在台期間，未受任何干涉，獨自領導實施了台北市區改正、自來水-排水管道鋪設、鐵路建設、港口建設、公共建築等一系列基礎設施建設[2]。
道路、鐵路、港灣改善[編輯]
日本接收台灣的時候，幾乎沒有像樣的道路。村落與村落之間，村落與市街之間，可能只有30公分寬的小路。在後藤新平主持下，台灣建築了1.8公尺寬的道路5千5百公里，超過1.8公尺寬的道路2千9百公里，超過5.4公尺寬的道路8百公里，超過7.2公尺寬的道路80公里。
接著是鐵路。在清朝統治期間，從1887年花了7年鋪設從基隆到新竹約100公里的鐵路。但是品質不佳，橋是木造，稍為有些轉彎的地方，旅客必須下車一起推火車。日本接收台灣後，民間成立台灣鐵路公司，計劃興建台灣縱貫鐵路。後藤新平上任後，主張鐵路國有，並且認為台灣鐵路的1千萬日圓興建計畫不夠，應該追加到3千萬日圓。後藤新平成立台灣鐵路部，自己擔任部長。1908年，台灣縱貫鐵路完成，比當初預定的還要提早兩年
，後藤新平的策略是讓警察深入民眾，孤立游擊隊，並且對游擊隊招降。後藤鑑於台灣義民抗日活動頻繁，便把乃木希典總督試行的「土匪招降策」在全台各地推行，但卻在招降抗日分子後進行槍決，最著名的是1902年（明治三十五）4月25日，在斗六、林圯埔、崁頭厝、西螺、他里霧、內林等「歸順式場」中，將被誘降而來的「歸順匪徒」全部當場屠殺。在儀式會場上「臨機處置」或其他方式「斷然處置」的台灣人，據後藤新平在所著的《日本殖民政策一斑》中自承，屠殺的「叛徒多達一萬一千九百五十人」。到了1902年，幾乎已經看不到抗日游擊隊的蹤影。
1900年台灣的鴉片中毒者為16萬9千人，17年後，減少到6萬2千人，1928年，減少到2萬6千人，是後藤新平的漸禁策略獲得成功。實際上，後藤新平的鴉片漸禁政策以獲得鴉片暴利為優先考量，用簡單可行的方式管理吸食鴉片的人口為次，幾十年後鴉片吸食人口的大量減少，和鴉片漸禁政策其實關係不大。鴉片人口的減少原因如下：
- 杜聰明等人發明新的戒癮方法，戒癮時低痛苦；在此之前，鴉片成癮者的自然死亡是使用率下降的主因。
- 日本人教育成功，讓臺灣人知道鴉片之害，且臺灣人現代意識覺醒（殖民初期，日方一直強調會允許已成癮者繼續使用，以減少抗日情緒；但也在學校向臺灣人宣傳鴉片危害，因而受到國際肯定)。
- 台灣上流社會及知識份子態度丕變：本來吸鴉片是台灣高級社交場所的日常景象，反而是日本警察經常在這種社交場所找麻煩、阻止未成癮者進入這種場所；但在1929年左右，台灣知識份子及上流社會突然轉向、要求總督府加強戒癮輔導。
- 醫學進步，鴉片可以提煉藥用嗎啡，而且日本在二戰時需要大量藥用嗎啡。
- 鴉片收入佔總督府收入銳減，停售鴉片也不會造成財政問題。
綜上所述，後藤新平在鴉片政策上的成功乃是對於台灣財政獨立的扶持之功，並以之支持日軍鎮壓抗日分子的費用，如何幫助鴉片成癮的台灣人戒除毒品並非後藤新平考量的要點。
1983年7月2日，臺灣歷史學家戴國煇於美國中西部夏令營的演講，舉了一個例子來直言臺灣獨立運動歌頌日本殖民統治政績的危險：
後藤新平獎（日文：後藤新平賞），是日本後藤新平會（後藤新平の会）於2007年為紀念後藤新平150年冥誕而設立的獎項，旨在表揚如同後藤新平在日本現代化進程中的功績一般、對日本國內外的發展有所貢獻的人
後藤新平把台灣人當成奴才，嘲笑台灣人愛錢、愛名、怕死如果台灣人接受「後藤新平獎」，就表示承認自己是愛錢、愛名、怕死，表示自己很適合被殖民統治。
第一屆得主，2007年，李登輝，曾任台灣總統，繼承了後藤新平在台的業績，促進台灣現代化發展。
國立臺灣博物館入口大廳右邊一龕位原置放其銅雕像，目前已移除改放於頂樓展覽廳與兒玉源太郎銅像一起展示[5]
1929（昭和4）年4月3日，後藤搭上從東京出發的夜班車前往岡山，要以總裁的身份出席岡山性病預防協會全國大會並於席間致詞。次日清晨7點出頭，列車行經醒井車站附近時，後藤已換上一身西服，正在復習手上的演講稿，突然間，演講稿滑落地面，後藤的身軀像水似地軟倒下來。同行秘書小野法順趕緊向同車的海軍大臣財部彪稟報，財部海軍大臣把車掌喚來，指示道：「抵達米原後立即撥電話到大津的紅十字醫院分院去，說是財部致電，有國家重臣在車廂裡昏厥，快找能負責的醫師送上車來。接著再打給京都站站長，一樣告知他國家重臣昏厥，儘速通知府知事與市長，快把醫院準備好。」8點47分，列車抵達京都車站，小野抱住後藤，小心翼翼地試圖把他扶下月臺，就在此時，後藤卻突然張口大喊「岡山、岡山」，同時用雙手抓緊車門，怎麼也不肯下車。眼看著發車時間在即，看不下去的財部開口：「他功在家國，就把這一節車廂斷開，讓剩下的發車吧。」可是鐵路局員工仍猶疑不決，最後總算是把後藤整個人從窗戶運了出來。
後藤就在京都車站貴賓室接受緊急處置，然後送往京都府立醫科大學附屬醫院住院。據悉，當時後藤雖需要徹底的靜養，但一時間並沒有生命危險，只是他年事已高，也不是第一次腦出血，因此還需小心觀察。後來病況曾一度好轉，卻又出現令人擔憂的嘔吐與打嗝症狀，再加上無法攝取營養，因而極速衰弱。在13日凌晨3點過後病情轉急，不久，便在5點30分與世長辭，享年73歲。辭世後，由臨濟宗妙心寺派大本山的妙心寺管長神月徹宗為他起戒名為「天真院殿祥山棲霞大居士」，並依特旨由「從二位勳一等」追封為「正二位」。
面部遺像製作提議之人仍未查明
當時幾間報社不約而同刊出消息，指出後藤過世後在家屬希望下決定製作面部遺像。已事先做好準備的上野製作所(*1)在接到臨終的聯絡後，即遣師傅於早晨6點趕赴病房完成採模。據悉，按此石膏模型製作出三副面部遺像，4月15日發行的神戶新聞晚報，刊出了面部遺像的照片。
至此，我們有了兩點疑問。
（1）製作面部遺像若是出於家屬希望，那究竟是哪位家屬？又或是外部人士的意思呢？
（2）三副面部遺像現在的下落何在？
疑問（1）至今未能查明真相，至於疑問（2），至少已找到一副面部遺像。
從密布臺北市的MRT淡水信義線圓山站下車，可抵達臨濟宗妙心寺派的佛寺，即被臺北市選為「市指定古蹟」的鎮南山臨濟護國禪寺。1912年（明治45）建造的本堂部分已經於2008年重新改修，至今依舊保有日本統治時期的優雅風情。第4代臺灣總督兒玉源太郎是這座佛寺的開基者（建立寺廟的人），跟民政長官後藤新平也有不淺的緣分。臨濟寺的寺務辦公室旁有座彌陀殿，彌陀殿二樓是藏經閣。我在2006年11月時初次進入這座建築，無數位牌中有一座特別大的黑色佛龕，裡面就擺著一副面部遺像，面孔稍小，唇上與下顎蓄著他自豪的鬍鬚。據說面部遺像採模時，會使整副臉孔都變小一些。佛龕左右兩扇門扉上，寫著下面這段文字：
〈右扇〉
昭和四年四月十三日於于京都府立病院逝去
天真院殿祥山棲霞大居士 靈位
伯爵 後藤新平閣下像
〈左扇〉
獻納 辜顯榮
(*1) ^ 根據當年報導，上野製作所位於「京都市東山松原下」，即今之東山區役所（京都市東山區清水5丁目130番地6號）東北方，業務內容為理化學機器與標本。
其中一副遺像被跨海運到臺灣
進獻佛龕的人，原來是辜顯榮。辜顯榮是臺灣的企業家與政治家，同時也是日本治臺期間積極參與日方統治活動的代表性臺灣人士。他全面協助日方鎮壓仍然不斷的抗日活動，贏得後藤的徹底信任。或許因為這層關係，辜顯榮獲得臺灣總督府授與各種特權，諸如製造與販售樟腦、開採鹽田、販賣鴉片與香菸等等，建立起雄厚的資產。他在1923年（大正12）獲得「勳三等」的勳位，並於1934年（昭和9）7月成為史上首位及唯一一位，獲勅選為貴族院議員的臺灣人。辜顯榮與後藤新平私交甚篤，1923年辜顯榮的大和製糖併購明治製糖一事，「官鹽賣捌總館（近似總批發商會）」資格取消問題與債務紓困問題等，都向後藤尋求支援與協助，辜顯榮對後藤的的信賴可見一斑。
後藤新平因腦出血入住京都醫院一事也傳到了辜顯榮耳中，他在4月9日搭乘近海郵船公司的「大和丸」由基隆出海，12日抵達京都，獲得其子後藤一藏的允許與後藤會面，但此時的後藤已陷入彌留。當年的新聞報導是這麼寫的：
自臺灣遠道赴京探病 餽禮榮光也顯哀戚 辜顯榮先生臨床涕泣
12日此時，後藤爵士日益病重，醫護稱端看今夜，死生或遲或早。下午三時許，一白髮老者緩步輕移入爵士病房，乃前中華民國財政顧問之士，後為吾人治臺竭盡肝膽而得授與勳三等之臺灣人辜顯榮也。其與後藤爵士自民政長官時期，即為肝膽相照之交，辜先生退居後欽慕之心不減，四季致信餽贈不絕，此次聞爵士驟病而遙遙遠道赴京。如今見得爵士不能發片言之姿，不禁老眼淚婆娑（中略）辜先生一知爵士病篤即趕路赴京，然則時辰已過，再無人可互訴昔日榮光。此情此景，令觀者悲之，喟然嘆息。
決定製作面部遺像的究竟是家屬？還是辜顯榮？又或者提案的另有他人呢？至少從時間點來看，應不是辜顯榮提出的想法。而究竟為何收納面部遺像的佛龕會出現在臺灣的鎮南山臨濟護國禪寺裡，也是一樁多年來的懸案。當年的《臺灣日日新報》於1930年（昭和5）4月12日刊出的報導中，以「故後藤爵士忌日週年」為題，寫財團法人臺灣婦人慈善會(*2)將於4月13日時，在臨濟護國禪寺舉辦法會，文中亦指出「去年爵士於京都府立大學病院辭世之際製作的面部遺像，經辜顯榮先生捐贈，安放於該寺廟中」。明白寫出三副面部遺像中，確實有一副是由辜顯榮捐獻的，足以佐證面部遺像的確跨海運到了臺灣。問題是剩下的兩副面部遺像，日本國內的可能地點已經清查完畢，但一無所獲。面部遺像究竟下落何在呢？
資料提供：後藤新平紀念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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